在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仁是人德性之本，符合于仁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故依于仁。由沈、朱二文观之，是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也。

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皇侃疏：孔子为教，恒用此四事为首，故云子以四教也。邢昺疏：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据杖、依倚、游习者，道德仁艺也。但四教文、行、忠、信是孔子具体教学四个方面，当然要以文为先。咸知藉此梯荣，谁知道德为重？或偶语及，便目为迂，根本由此坏矣。

仁民爱物，儒者当为，但不学，不能明仁爱之道，不能行中道，必有所偏蔽，上当受骗，成为愚人。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皇侃疏：信者不欺为用。他指出，上古物质相对丰富(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其次，在韩非子看来，人性是普遍的，并不因环境而改变。根据这样的理解，赏罚二柄应该是同等使用的，《韩非子》文本大多也是如此论述的。他似乎欢迎这样的状态的出现。在对足民之说的批评中，韩非子指出：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

(16)韩非子的这种说法，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国际和平观点呼应，其间的比较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她关注的是两部经典中相近的文本，并且更强调韩非子与庄子立场上的差别。

当然，我们可以说，韩非子穰岁之秋，疏客必食中显示的性善，与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时展现出来的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相比，还是要弱很多，并且他可能不介意接受这一强观点，这种接受也不会挑战他的理论体系。对人皆有之的朴素善心，要忽视。他也强调法的约束作用。(见白彤东，2020年b) 进入专题： 性朴 利害 荣辱 重罚少赏 。

考虑到哪怕是富足时代，人也有局部的匮乏状态，我们因顺趋利避害的人情，是更可靠和有效的选择。与此相对，荀子否认这样一种自发的和谐状态的存在。三、重刑少赏所隐含的利与害的不对等 根据韩非子的人性论，对绝大多数民众最有效的驱动是赏罚，国家制度也应该以此为基础。这里的潜台词是，儒家讲的尧舜时代确实存在。

海外学者桑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在引用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即人的多数行为是习惯的而非冷静的理性计算的结果)的基础上，指出儒家通过礼教进行人格培养更符合人情。但这种仁心，与儒家所讲的仁，又有着根本不同，不能作为政治制度与决策的基础。

(见贺凌虚，第241-242页)不过，即使在富足的状态下，我们虽然可以不计较利益的获取，甚至做出利他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刑罚的恐惧仍然存在。如前面所论述的，当奖赏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对人的驱动力会丧失，而人类对痛苦的规避要更根深蒂固。

也就是说，当奖赏太多，赏就失去了驱动力。虽然也有个人性的痛苦，但人类对痛苦认识的重叠性要比对快乐的认识的重叠性更高。《韩非子·奸劫弑臣》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则明确视所有人皆趋利避害，似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恶论。在前面多次提到的长文中，詹康试图论述，韩非子将人性分为三种：不择手段利己的放肆利己观在礼法规范下求利的审慎利己观以及追求完美品格和利他的高贵利己观。这里的说法与《商君书·靳令》篇对应的部分，也基本一致。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说中的性，除了与生俱来的一面，还有不可磨灭的一面。

他更没有讲过强盛之后的政治安排。对此，韩非子明确指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人的趋利心就会被忽视，朴素的善心就会发挥作用。不过，有点荒诞的是，韩非子自己似乎就是个爱国的贤能。

比如，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但我们知道，君主胡来，哪怕是二世胡亥，也没有立即就有惩罚，更多君主是他们死后才洪水滔天。

《韩非子·奸劫弑臣》与《韩非子·解老》都指出(15)，就国内的政治，儒家梦想的君臣和睦，民众友爱的状态，恰恰是要靠儒家所敌视、民众所厌恶的法家政策建立秩序，并通过促进生产，使民众朴素的善心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得以起作用的结果，而儒家的办法是南辕北辙。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韩非子提到了吴起跪吮一个士兵的脓的事情。只不过韩非子的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的说法比孟子凶岁，子弟多暴的说法更加赤裸裸、更加难听罢了。但什么时候可以算作糟糠饱、短褐完，可以考虑梁肉或者文绣了?对此，韩非子从来没有认真讲过。

(cf.Slingerland)这也就是说，批评儒家不因人情而执意要塑造人性的韩非子，可能恰恰没有理解人情，而要将臣民和君主都塑造成去除私欲与道德情感的理性政治人。所以，这段话是讲，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可以善待陌生人。

因此，道的惩罚对他们有效，就要求他们要有长远的理性计算的能力与对子孙后代的关切，而不能是采取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度。因此，至少在民众层面，持所谓性善论的孟子与被认为持性恶论的韩非子，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都是认为物质条件是天生之性善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在这一前提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善心会被遮蔽。

Gneezy et al.)比如，对接幼儿园的孩子迟到的家长罚款，反而打击了家长准时接孩子的内在动力，让迟到的家长更多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对自己年幼弟弟的关爱，都要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韩非子·六反》)这种无限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就进一步挑战韩非子自己提过的通过富足而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图景。我们对待亲人和陌生人的这种差别，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韩非子·解老》的另一段里，他将祸兮福之所倚解释为民众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候，能够通过理性计算，改善自己的生活。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但是，如韩非子一再强调的，为治者用众而舍寡。

第一类问题是，即使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正确，特别是人类中绝大多数的行动的主要驱动来自利害计算这一点是成立的，依此建立的以赏罚二柄为基础的国家体制还是会有内在的困难。这是人类行动驱动力的两对主要来源。

但是，还是有极个别的人可以不惧国家机器的管制，其行为不以利害与荣辱计算为首要驱动，而是坚守其道德信条。也就是说，毁誉其实有时候可以超越利害。